《道德经》虽仅五千言，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大道事理则绝非三言两语可尽数。《道德经》以“道论”作为其哲学基础，继而引申出本质为“朴”的人性论，敏锐地洞察到个体为名利所累的现实境况，提出要致虚守静、不自矜伐、持守“三宝”，从而最终达到返璞归真的生命本然状态。
致虚守静是《道德经》修养论的基本观念，也是调养自我内心，使之与道合一的主要方法。古之神人，均有通达“自然之理”的体悟，即便处于熙熙攘攘的尘世之中，亦能自然而然地抵制外在功名利禄的引诱，恪守内心的宁静与平和，无有动荡，无所挂碍。在中国传统语境中，往往极为强调对于心性的修养，无论是道家主张的心斋坐忘，还是儒家提倡的修身养性，亦或是佛教鼓吹的静心禅定，都是从“心”上去做功夫，这种思潮在宋明时期达到高峰，心性论自此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论调。若要追根溯源，养心之说最早见于《道德经》的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以及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，其十六章曰：
致虚极，守静笃；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日静，静日复命。复命日常，知常日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
此章历来备受老学养生家所推崇，认为其纲领性地提出了道家养生实践的指导思想。然而，从修养身心的角度来讲，其意义则远不止于此。陈鼓应认为， 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形容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态，只因私欲蔽染以及外界活动的干涉限制，而使得心灵阻塞不安，所以《道德经》才主张要时刻做“致虚”“守静”的工夫，以恢复心灵的清明。
应该说，“虚”“静”二字，不仅是养心法门，同时也是道家境界所指。芸芸众生，世间万象，如果内心亦纷纷扰扰，则喜怒哀乐变化不定，思虑翻腾劳神动脑，这显然是违背生命自然之性的。因此，《道德经》强调，自我修养首先从“心”出发，恪守“虚”“静”工夫，从容应对世间往复循环的万事万物，从而以兼容并包的宏大胸怀接纳万物，以坦然大公的豁然心态逍遥自处。惟其如此，方能体道而行，终身免于危殆，这是从“养心”出发，最终实现“身心双修，性命双全”的理想状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章之“复命”，后学将其释为复归生命之本真，到宋儒那里，则仅意指回复虚静的本性，这一向度又更加强调对于心性的修养，与《道德经》本义虽小有偏差，但大体思路则殊无二致。
《道德经》以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来养心炼心，这在庄子和嵇康那里也得到充分体现。庄子所谓“心斋坐忘”也是主张要使心灵处于虚静空明之状态，摒弃外界俗尘之烦杂，赋予个体生命以充分而自由的发展空间。嵇康在其《养生论》中主张“清虚静泰，少私寡欲”，认为要限制自己的欲望之心，追随自然之理，杜绝外物之引诱，从而达到“恬愉澹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，尸居无心”的境界。这类修养思想与《道德经》“致虚守静”之传统是一脉相传、一以贯之的。
恬然淡泊，不争守柔是《道德经》所倡导的修身养性之道。这种思想的提出与老子所处之时代背景有莫大关联。彼时，周制衰微，礼崩乐坏，人心涣散，追名逐利，导致社会纷争不断，生民朝不保夕，这对于自我修养及全身保命显然是荼毒甚大的。老子据此而发，告诫人们不要陷入名利之泥沼，难得之货终究只能满足一时之欲，为名利所累反而可能导致身心俱残之恶果。《道德经》第九章曰：
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身退．天之道也。
其大意为执持盈满，不如适时停止；显露锋芒，锐势难保长久。金玉满堂，无法守藏；富贵而骄，自取祸患。功业完成，含藏收敛，是合于大道之理的。事实亦莫不如此。贪位慕禄之人，即便一朝得势，往往会因为得寸进尺而一朝丧尽；恃才傲物之人，大多盛气凌人，不得善终者亦不在少数；富贵而骄，通常自取祸患；显赫一时，也难免坠落云端。而这种种，在老子看来，都是“心”被染蔽造成的，心中有名利执念，则容易在生活实践中以某种极端形式表现出来。因此，老子亦强调应从“心”上做功夫，并且首先应对此种情况有所觉解。《道德经》第十二章曰：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聋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；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；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声色犬马祸患心智，故而圣人只求温饱，钳制欲望以修心性。此章一方面言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实乃人之常情，应予以适当满足；另一方面则指出若是穷奢极欲，为名利所累，则难免陷入本末倒置之怪圈。这种情形并没有随着历史演进而消弭，在当代社会同样随处可见，逐一己之私而费尽心力，甚至无所不用其极，危害个体安定和社会和谐。因此，如何正确地处理名利欲求与人生意义之关系，在新时代同样值得重视。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二章曰：
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，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在《道德经》中，修养心性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指向全身保命，此章所论则具有某种实践性的指导意义。常人总是喜欢追逐事物的显相，功成名就时希望得到张扬，名利双收时喜欢自我夸耀，飞黄腾达时则容易沾沾自喜，殊不知正是这种心态反而引起了无数纷争，最终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祸患。因此，老子主张“抱一”， “一”就是“道”的法则，自然无为，见素抱朴。这既是一种行为规范，也是一种精神境界。抽象来讲， “一”其实反映了大道之理落实到生命体中的本真状态，而要达到这种状态，首先要做到不为名利所困，内心湛然无迹，并且能够恒久地保持。
在老子那里，注重人的现实存在的首要条件是拥有完整无暇的身体。惟其如此，才有诸多其他的可能性。老子生逢乱世，深刻理解到战争及暴力的残酷，对普罗大众遭受的困苦与摧残感同身受，因此，在《道德经》中，老子一再感慨“全身”的重要性。如《道德经》第四十四章曰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
老子试图呼吁世人珍重生命，不可为名利而奋不顾身。这种“贵生”的思想，在于视生命本身为“目的”，为绝对之“主体”。这在庄子和杨朱那里也得到进一步阐发，前者提出“两臂重于天下也，身亦重于两臂”，后者提出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。可以说，“贵生”思想实乃先秦之一大发明也。那么，在《道德经》中，集中体现“全身”思想的则是第六十七章：
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：一日慈，二日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；俭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令舍慈且勇；舍俭且广；舍后且先；死矣！夫慈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救之．以慈卫之。
“慈”在儒家学说中说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在儒家语境中，“慈”更偏向于长辈之德，相较于仁义、忠孝等道德规范，不具有普遍性和至高性。而老子将“慈”视为“三宝”之首，可见“慈”在《道德经》中的核心地位。“慈”的基本含义是“爱”， 《说文解字》曰：慈，爱也。这种“爱”首先是对生命本身的悲悯，时年天下失道，穷兵黩武，连绵不断的战火烽烟造成对生命的漠视，甚至连“牝马”都要作征战之用，可见，生命如草芥，以至于何种地步也。老子提倡“慈”，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对天下万物、对黎民百姓慈悲怜爱的根本态度和心理基础。
“俭”在《道德经》中主要是纯朴之义。在老子看来，生命和畅并非在于财货多有，并非是玩弄权术毫无节制，而恰恰是在其反面用功，心灵之虚静自然，精神之高远澄明，生命之返璞归真，才是难能可贵的。因此，《道德经》中的“俭”相较于儒家所说“节俭”，则又多了一层修养论上的涵义。
“不敢为天下先”则更为直观地指出“全身”的路径。居于乱世之中，若处处逞强好胜、争强斗狠，与人相交时尖酸刻薄、锋芒毕露，这样的人注定是难以善终的。故而，老子一再强调“不欲盈”的原则，实际上就隐含着含蓄内敛、知雄守雌的智慧与品格，所谓“不争”“处下”，均有此意义。总之，应慈爱他人，谦卑包容，还有什么比这种修养方法更能保全自身吗？
《道德经》将“道”视为核心范畴而建构其独特的哲学体系， “道”的本性体现为自然而然、无为纯朴，于无声处化生万物，人亦禀道而生。因此，老子也将人之本性视为天然无邪的完满状态，“婴儿”就是其典型表征。故《道德经》第二十八章有言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”深知雄强，却能抱柔守弱，这是天下万物都应遵循的蹊径，常德便不会有所流失，从而恢复到婴儿的状态。这是老子出于对社会情势的洞察，看到人们往往抢先贪利，纷纭扰攘，故而提出涵容贵柔的理念，也是在呼吁人们要返璞归真复其本性。
老子这一思想对后世修养论影响甚大，孟子亦提出过类似观念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”具有伟大人格的人通常都能保养其纯真无伪之心，以此扩而充之，则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可见，在孟子那里，虽然表达方式有所差异，但在核心思想上则殊途同归。明末清初思想家李贽对道学及道学家的虚伪性作出批判，从而提出“童心说”，认为“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”。“童心”即人之内心所本来具有的真实思想意识，尚未受到后天污秽之物的浸染，此说之真义就在于通过批判彼时道学的伪巧而转向强调去伪存真、保持初心的重要性。这与老子之说同样深度相契。
此外，返璞归真还暗含着超越性的意义。道家认为，人的本性与道的真性在最高层次上是彼此相通的，甚至是合二为一的，人心乃道性之载体，道性经由人心得以彰显。然而后天习染毕竟难以避免，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之中，人的各种欲望和自我意识急速膨胀，致使我们在名利场中越陷越深，同时也离生命本真状态越来越远，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损伤和戕害。因此，老子提出返璞归真，复归于朴，就在于强调保持纯真本善之心，在此基础上自作主宰，而不至于随波逐流，丧失自我。
这种回归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抗争，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，前者是一种被动之举，普通寻常之人久受名利之困，心境如临深渊，长此以往，则期望另一种生活方式，有此种觉解，则又有焕然一新、豁然通畅之感；后者则是古之圣贤通过体悟“为道日损”的真谛，自觉提升自我精神境界，主动选择趋向先天有序和谐的生存状态。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来看，所谓“返璞归真”，无非就是由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的攀援，只是在老子那里，天地境界具有某种“先在性”，人之初生便已蕴藏于其中，所以讲“返璞归真”，而不像儒家那样主张通过勤学苦修，最后臻于一新境界也。
反观当今世界，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较老子时代更为复杂，受各方欲求引诱更为杂糅，这就更需要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，既要防止堕入迷醉泯灭的窠臼之中，也要警惕走进道德形式主义的陷阱。
除此之外，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、社会合作日趋紧密化，致使个体自我必须全方位融入到社会之中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，这一方面极大增强了人的社会属性，积极为社会服务或认同社会意见；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个体陷入社会权威的掌控之下而不自知，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自我意识的丧失或成为他人的傀儡，这就是所谓过度社会化的问题。
因此，为了消除人的异化与自然人性之间的矛盾，《道德经》所提出的“返璞归真”仍有其现代价值。从社会的枷锁之中解放出来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，这是当代健全人格的题中之义，当我们将视域投向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家思想时，应该是能够得到诸多启发的。老子提出“捐迹反一”“绝伪弃诈”“复归于朴”等主张，呼吁时人回归自然大道，最终塑造健全之人格与超越之精神。
